自助餐

　　北京大學一場有關教育和交流的演講，為米歇爾新增不少青少年粉絲。不過，這位美國第一夫人可能並未意識到，“出國留學”這個在她演講中反覆出現，並被她稱作“能夠改變人生”的受教育方式，對於聽她演講的學生受眾，尤其是電視機前的億萬中小學生而言，並非唾手可得。在中國，真正“改變”他們的，還是要寄望於上一所好大學。
　　正如在前不久的全國兩會上，有關上大學及其背後的教育公平問題，才是教育部長被圍追堵截時遭遇最多的問題。其間，不少來自地方教育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教育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也發現，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及教育改革的具體內容並不多，而是將更多的筆墨落在教育公平上，比如那句“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再增長10%以上”，就被媒體反覆解讀為，農家子弟有望真正得到一棵“改變人生”的救命稻草。
　　當美國第一夫人在她富有外交高度、且不乏政治意味的演講中關心留學時，或許沒有意識到，什麼才是大多數中國學生最關心的。
　　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比例真的增加了嗎
　　“10%？”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說自己“不相信”這個數字，至少對10%的成分表示“懷疑”。
　　在臨近兩會結束的一次全國政協教育界別小組會議上，俞敏洪當著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中南大學校長張堯學等政協委員的面講起一段“親身經歷”。
　　按照俞敏洪的說法，他的企業每年都會資助數十位北京大學“貧困”大學生，但就在去年，當和這些學生“說上那麼一兩句”後，這位出身農村平民家庭的企業家很快發現，“這些貧困學生大部分其實不怎麼貧困”，用他的話說，除個別學生外，大部分學生的經歷都是驚人的相似——從初中開始就在省重點學校讀書，一直到高中畢業。“這哪裡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學生？”他說。
　　2012年以來，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組織實施，每年在高校招生計劃總增量中安排1萬名定向招收貧困地區農村學生，到2013年這一數字增加到3萬名，如此就有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到的“比例提高了8.5個百分點”，而對於今年的任務，則定在了“再增長10%”。
　　就是這個數字讓俞敏洪心生疑惑。
　　他曾到過一些落後地區。在一個閉塞的縣城，他到了當地“最頂級”的一所中學後發現，學生一半以上都是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的子弟，剩下一多半就是當地有錢人家的孩子，鮮見真正的農村孩子。
　　“上不了當地最好的高中，他們怎麼上重點大學？”俞敏洪說。其結果，這8.5%或10%的新增名額就是被貧困地區的“政府子弟”或“有錢人家的孩子”占了。
　　接著，他講出了自己眼中的升學邏輯。
　　“出國讀書的孩子，政府領導子女占了一大半。不出國的，北大、清華、人大都被（幹部子弟）占了。他們難道是作弊的嗎？一點都沒作弊。因為這些孩子從小就受到了最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教育，不可能考不上名牌大學。”俞敏洪說。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決定性作用。即便是在出口處加8.5%或是10%的重點大學的招生計劃，似乎也難“填平”起點處教育投入不均的鴻溝。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所言，在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前提下，所謂加大比例的做法則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不公平的加大。再者，簡單拉伸比例，不是照顧而是討巧，反而會害了農村孩子，“如果學生成績沒到，硬拉到重點大學，學生自己也會抬不起頭來，進一步影響畢業後找工作。”
　　讓更多貧困地區孩子上重點大學，更要讓他們上“重點”中小學
　　葛劍雄所在的討論小組與俞敏洪只有一牆之隔，20來位委員近半都來自高等教育領域，然而，這一天他們集中談論的也是基礎教育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這樣開了個頭：要解決教育公平問題，上重點高校比例的增加只是治標，治本還是要向源頭，也就是基礎教育開刀。
　　教育資源向城市集中，偏遠山區的農村孩子到城裡讀書“幾乎不可能”，“從小學就落後了，到高中越來越落後，到大學就沒機會了”。
　　去日本考察時，李向玉發現，日本從幼兒園開始，教師就按照國民素質標準抓學生的基礎教育，從身心健康各個方面一代代地施行，只從身高上看“日本青少年就超過了中國孩子”。李向玉說，中國孩子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孩子不是不“聰明”，而是“資源太少，沒老師教”。
　　“政府當然還要傾斜資源，但僅僅是從最後上大學的數字上傾斜資源，讓數字變得好看嗎？”葛劍雄直言，政府最大的責任是把主要的錢投在義務教育上，使學生受教育水平基本一致，實現教育基礎公平，讓寒門學子獲得均等的教育資源。
　　坐在一旁的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師範大學黨委書記馬敏補充了一份來自中國中西部11個省農村基礎教育的調研結果：在這些省份，鄉鎮一級的中心小學以下，還分佈著6690多個教學點，這些教學點往往分佈在最偏遠的山區，有些地方甚至連電都不通，具體來說，這些地方有45.9%的代課老師沒有參加過培訓，94%的教學點從不知道支教教師“長什麼模樣”。
　　“國家投的錢也不少，一問，電腦買了沒有，買了；牽了網沒有，牽了。但是，沒用。”馬敏說，電腦買了、網牽了，但是偏遠山村，信息資源進不來。有些地方老師不會用電腦，形同擺設。
　　讓更多貧困地區孩子上重點大學，更要讓他們上“重點”中小學，馬敏說，目前來看，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師資力量的傾斜。
　　添加優秀師資力量的砝碼，除了呼籲還要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思維
　　俞敏洪同意馬敏的說法，為解決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均衡問題，政府投了很多錢，但是沒抓住要點，“一個學校真正好，好就好在老師。優秀老師在哪裡，優秀學生就在哪裡。”
　　然而，把好老師從城裡“趕”到農村並非易事。
　　有一次，俞敏洪到美國一個“鳥不拉屎”的偏遠地區，發現當地一小學，總共就200個學生，卻有兩個哈佛畢業的老師在那裡教書。在中國，從北大畢業跑到邊遠地區，在農村小學蹲著，一教一輩子的優秀教師，“有，但很少”。
　　不過，這並非是個無解的難題。俞敏洪認為“癥結”還是出在“錢”上，即使在美國偏遠地區，老師的房子跟城裡沒有兩樣，生活條件依然很好，然而在中國，一到農村，“水沒了”、“房子沒了”、“工資也沒了”。
　　“現在中國經濟當頭，屁股決定腦袋，哪兒工資高，決定了老師的屁股往哪兒挪。”俞敏洪認為，除了輿論上的呼籲，關鍵還是要通過中央強有力的政策，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思維，讓教育資源向農村分散。
　　他做過一個嘗試。新東方在偏遠地區有六七所希望小學，其中兩所希望小學的老師每年都能得到3000元補助，條件就是“待在學校”，“就是這每年多出的3000塊錢為孩子們‘留’住了老師。”
　　在舟山縣的一個山頂上，坐落著一所小學，從山下到山上，開車不過半小時路程，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山上是農村，山下是城市，老師們都不願意“上山”、“進村”，怎麼辦？俞敏洪說其實很簡單，還是要靠價格杠桿來起作用，“只要山上的老師工資比山下老師工資一年多上3000塊錢，那些老師就全部待在山上不下來了”。
　　“不過這3000塊錢得由政府出。”俞敏洪說。
　　3月24日，教育部針對“農村窮孩子上名校人數要增一成”的目標對外公佈了三項舉措，包括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實施農村學生單獨招生以及實施地方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專項計劃，但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這三者不過是在教育公平出口處的三隻“火把”，讓人看著閃光卻未必真的溫暖，而基礎教育問題“治本”的火焰並未點燃。
　　令人欣慰的是，在此前的全國兩會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強調“10%”這個數字的同時，還提到了另一句話，即“要加大農村貧困地區薄弱學校改造的力度”。　　（原標題：名校餡餅砸不到農村娃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