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2011年12月11日,張藝謀亮相自己執導的戰爭史詩電影《銀行利率金陵十三釵》的首映禮。中新社發 李學仕 攝
  中新網12月6日電 最新一期香港《亞洲周刊》刊載《張房屋貸款藝謀與自我他者化》,文章指出,當前,一些亞洲作家和藝術家為了成名或者在國際上得到廣泛註意,轉而面向西方的讀者進行創作,並刻意迎合西方評論界的審美標準。這種“自我他者化”的傾向在張藝謀的電影越來越明顯,直至《金陵十三釵》終於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文章摘編建築設計如下:
  2014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申報工作已結束,據報今年共有76個國家和地區參賽,創下歷史紀錄。今年在中國大陸得到青睞的是馮小剛的《一九四二》,但中國導演中,獲選次數最多的卻是張藝謀,共計7部室內設計,但其中花6億人民幣(約合9700萬美元)拍成的《金陵十三釵》,在2012年不但連入圍陪跑的資格也沒有,更受盡西方傳媒的冷嘲熱諷。《紐約時報》戲言,只有精神錯亂的人,才會將南京大屠殺如此嚴肅的題材,拍成肉體橫陳、賣弄女色的電影。當年摘冠的是製作簡陋、拍攝成本也許只有《金陵十三釵》千分之一的伊朗電影《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
  這牽涉到在文化上弱勢的東方作品,要得到西方評論界賞識的潛規則。道理其實非常簡單:西方文化界不需要摹仿和複製西方文化的作品,更不需要來自東方、關於現代文明與城市生活的任何表述。它能夠接受,甚至加以表揚的“外來作品”,尤其是中國作品,必須是本土的——最好能夠呈現出一個“歷史中國”——但又同時拒絕認同本土文化。它應該以自省或者奇觀、令人震驚的方式,對中國的歷史、社會莊臣和文化進行批判展示。只有這類作品,才最能夠滿足西方人的傲慢,及附和與鞏固他們對東方人和社會根深蒂固的文化成見。
  《伊朗式分居》錶面上用白描的手法,寫一個三代同堂的伊朗家庭在生活上遇到的種種問題,實則是含蓄但有力的批判。可以想象,西方人看完這套電影,都會情不自禁地說一句:“哦,伊朗就是這樣子的:伊朗人真是可憐。”這不但令他們的自我感覺良好,也滿足了他們的道德優越感。
  要在大型的國際影展脫穎而出就是要在強手如雲的競技性的比賽 (competitive sport)中勝出,必須講求競爭策略與競爭優勢。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哈佛商學院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在他兩本全球暢銷書——1980年的《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y)與1985年的(Competitive Advantage)——已經指出,公司要長期表現優於競爭對手,必須採取一種獨特、可以讓其盡展所長的“價值創造策略”(value-creating strategy)。《伊朗式分居》善用自己的競爭優勢,以超低成本拍了一套全球贊譽的影片。我說是全球,其實只是西方。不過西方作為品味判官 (tastemaker)的地位仍然牢不可破,它認為是好的,世界其他地方(the rest of the world)遲早會附和、響應。
  其實《伊朗式分居》一類賣所謂“批判寫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的電影,本來就是張藝謀的拿手好戲。《一個也不能少》講鄉鎮的小老師到大城市尋找走課的學生,鄉鎮的窮困與大城市的冷漠,在張藝謀的鏡頭下生動傳神。
  《秋菊打官司》裡面的鞏俐不施脂粉,身材臃腫,活脫脫就是一個中國典型的農村婦女。影片寫農村社會既局促又互相倚賴的人際關係,又暗示有時法律不外乎人情,法治不如人治,與《伊朗式分居》裡面調解家庭糾紛的法官,立場有異曲同工之妙。
  拿以上任何一套張藝謀的電影去競逐國際電影大獎,未必會勝出,但至少不會丟臉。只可惜成名後的張藝謀急於拍大片逢迎西方的評論界和電影觀眾。近幾十年,東方文學界出現了一個“為翻譯而寫作”(Writing for Translation)的現象。一些亞洲作家為了成名或者在國際上得到廣泛註意,轉而面向西方的讀者進行創作,並刻意迎合西方評論界的審美標準。這種“自我他者化”的傾向在張藝謀的電影越來越明顯,直至《金陵十三釵》終於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林沛理)  (原標題:港刊評張藝謀電影藝術:“自我他者化”愈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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